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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点击标题或封面即可阅读中文)TRANSLATIONS - OZLIT

A desert song, or is it? Voss by Patrick White

A desert song, or is it? Voss by Patrick White
Essays from the 'Well in the Sh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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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曲沙漠之歌吗?
——读帕特里克·怀特的《沃斯》

我刚重读《沃斯》时,以为它是一部历史小说,可是渐渐地便不能那么笃定了,因为我不知道历史小说意味着什么,甚至也不肯定历史小说是否真的是一种界限分明的文类。这一疑问源自于两点。其一,在我手里这本《沃斯》的封底上,印着这么一句话:“作者根据1848年死于澳大利亚沙漠的探险家路德·莱卡特(Ludwig Leichhardt)的真实经历记载,创作了《沃斯》”。在开篇几页,我也感觉怀特以非凡的技艺再现了早期悉尼的生活情境,他仿佛对这一时期悉尼曾有的面貌了如指掌。
我一边继续读着,一边思考,在这部小说里这种描写的意义何在。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怀特那非凡的想象力。实际上,我记得自己在多年前阅读这部小说时,便感觉到,怀特在借鉴历史学家的记录时,总是能够将其转变为他个人风格的东西。据我所知,这正是他思考问题特有的方式。再次重读这部小说,我却不再像之前那样笃定了。曾经我认为《沃斯》这部小说所具有的那些优点,如今已经记不起来了,而现如今再次重读这部小说,却发现其问题重重,尤以作者对探险家和弗兰克·勒·梅热勒(Frank Le Mesurier)内心活动的刻画最突出。梅热勒是沃斯的同伴,先于沃斯在沙漠里去世。(垂死的沃斯被他的一个土著向导割下了头颅,这个叫杰基的土著人,割开了探险家的喉咙,又劈开了他的头颅,扔到他另一些土著人的脚边,正是这些人挑唆他干了这件很不像土著人干的事情。不久后,他们又干了更多这样的事情。)
《沃斯》是一部历史小说吗?如果仅关注其前三分之一和最后五十页,也就是1845年探险队整队准备出发以及刚刚踏上旅程的前一段,那时他们还仍然身处在新南威尔士尚在发展中的文明社会,以及他们的探险旅程结束二十年后新南威尔士的情形那一段,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这部小说。怀特对殖民地时期人物的刻画非常成功。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邦纳先生的商人,他可能是整个探险活动的主要赞助人;有一位叫赫布登的上校,他曾两次出发去寻找失散的队伍;还有一位桑德森先生,他是一名大农场主,这个农场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怀特以他家人在猎人谷的农场为原型塑造的。桑德森先生在小说里首次登场时刚步入成年,当我们再次在小说中见到他时,他则已经过岁月的洗礼,成为了一名质朴、优雅的老者。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有劳拉·特里维廉和贝尔·邦纳(后改名为拉德克里夫),正是主要通过这两个女性人物,小说具有了应有的女子气。贝尔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单纯而平和,年轻美貌的她,使得她所出现的篇章读起来也清新可人。劳拉则无论年轻时候还是老年后,都很老辣(请容许我用这个词语)。和沃斯一样能够看透事物的真相,有时候她甚至远远比沃斯还更加敏锐,她总是能够看到一个新国家可能存在的那些不稳定因素。劳拉头脑开放,而她所处其中的社会急不可耐地要寻找到旧世界那种秩序井然的文明状态,因而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将一些应急措施稳固下来,仿佛这些会成为亘古不变的真理,而这个国家都尚还远未达到亘古不变的状态。悉尼是从英国移植来的社会,然而,一些在英国如法律一样盛行的习俗在新土地上却并不怎么管用。对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睿智的劳拉都能够泰然面对。
在小说结尾时,劳拉在一所规模虽小却很体面的学校当校长,这所学校颇受人敬重,却难以为悉尼社会所理解,因为他们同劳拉是很不相同的人,他们也无法和她相同,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她。怀特在该小说中最精湛的技巧之一便是塑造了劳拉这位女性人物,让她在小说中逐渐获得了自我理解。在小说结尾时,同开篇时一样,劳拉陷入了深深的思绪之中。让我们感觉到,当小说接近尾声时,年轻时的劳拉同沃斯的纠葛以及劳拉对此的痴迷,是对神秘事物的接受,人生的疑问,对她而言,将是永远开放性的。

“我正在你们国家旅行,了解这里的人们,”拉德洛先生向听众们坦言道,“我很难过地发现,这里的确是杂色人等自由横行的地方。”
“我们这些杂色人等对此当然非常清楚,”特里维廉小姐回敬道,“不过,如果你在这里待得足够久,卑微的我们在你心中的印象也许会好些。”
“多久算足够久?我可不能在这地方久留,”拉德洛先生反驳道。
“对于期待完美的人而言——我相信您正是一位不折不扣地期待完美的人——永远没有太久。”

拉德洛先生不喜欢听将这个新国家与永恒扯在一起的话题,他转而开始讲述自己曾经在一户丛林木屋里吃过的水煮乌鸦肉上,但是一两行之后,劳拉又强迫他把话题转移回来了。拉德洛先生说道:

“噢,是啊,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但是这个前途什么时候会实现?我向来对此迷惑不解。”
“就在此刻。”
“如何——就在此刻——实现?” 拉德洛先生诘问道。
“就在我们活着、呼吸、爱恋、受苦、死去的每一个瞬间里实现。”

这便引起拉德洛先生提起了关于沃斯的问题。此时,一尊沃斯的雕像已经塑了起来。怀特尖刻地评论道:“人们在报纸上以罕见的优美笔触向他致敬,他们还将他撰写进历史书籍里。他那坚实的青铜裤子上的褶皱,让我们遗忘了时光的流逝。”怀特让劳拉·特里维廉在拉德洛先生的刺激下对此问题所说的最后几句话,似乎也没有特别的目的。

“沃斯并没有死去,”特里维廉小姐说道,“据说,他还活着,他将永远活在这个国家人民的心中。总有一天,那些对他的经历感到不悦的人,会将他的故事写下来。”
“来来来,你倒是说说,我们对不确定的事实又如何去回答呢?”
“空气会回答我们,”特里维廉小姐回答道。

劳拉或许的确高深莫测,但她负责了沃斯为青铜像无法展示的那一部分。也许,这一部分便是对他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她一直承担着这个部分,在这位德国探险家出发前,她曾经与他见过几次面,从此之后,在她的想象里,自己一直承担着一半他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不管人们在图书封面上如何评价他,也不管评论家如何品头论足,甚至也不管怀特本人偶尔是如何地去想象他,沃斯本人却绝不是探险家。要把他想象成一个毫无前途、愚蠢无知的丛林漫游者很难。在小说前面和中间,他的确说过,想要横穿这个国家。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他的目的地是布鲁姆?德比?赫德兰港?亦或是吉拉尔顿?读者对此一无所知。在怀特的小说里四处寻找提示,想要找出他们的目的地,也不过是白费力气。他们根本就没有既定的目的地。怀特的小说所探索的是心理世界,是世界观,是对约翰·乌尔里希·沃斯进行的问题性思考,也是对他的同谋者劳拉(忠实之意)所进行的问题性思考。大卫·马尔在怀特的传记里曾提到,《沃斯》里面的沙漠实际上是埃及的沙漠,而非澳大利亚的沙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曾在埃及待过。)马尔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我想马尔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怀特对探险队所从事的劫掠活动及其准备工作的描写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我认为,怀特笔下沃斯所探索的沙漠,是他在头脑里存在的人类世界,是他觉得值得我们去探究也是我们需要去探究的世界。让我们对此稍微多加关注一会儿。
《牛津大辞典》对 “desert”一词的解释是:“无人居住、尚未开化的地区;荒地;荒凉、贫瘠、干旱、除稀疏的草本植物外无树木生长的地区”。《牛津大辞典》还解释说“可作抽象意义理解,意为荒漠状态;荒芜。”以这些解释来关照,怀特的小说从来就没有进入任何沙漠世界,因为在他们旅程的后半段,在这些旅行者——我们不能将他们称为“发现者”,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地方——身旁,总是有土著人伴随左右。实际上,我倾向于认为,所谓的“沙漠”,是无知或一知半解的欧洲人对环境的应对方式,同样的环境土著人却在其间生活自如,伯克和威尔斯被活活饿死,但在他们身边却到处都是生龙活虎的土著人,这些土著人有时候还会给他们提供点这样那样的帮助。如怀特清楚地理解的那样,死亡与疲惫既与身体有关,也与心理有关,沃斯之所以会死去,是因为他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其实,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同半数的队员一样选择转身回去。事实上,该坚持还是放弃这个问题,又让我们想到了怀特在这部小说中究竟要探寻什么这一问题。二十年后,赫布登上校再次出发,寻找到了刑满释放者嘉德。对于嘉德,怀特总是将他称为罪犯,我觉得这很无礼。在我们读了怀特的描述相信嘉德一定已经死去的地方,嘉德却并没有死去,土著人救了他,他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之久。嘉德是另一个威廉·巴克利(此人是一个罪犯, 1803年,他从飞利浦海角附近的一个定居点逃跑,和土著人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对于现代澳大利亚,他是一个比一事无成的约翰·乌尔里希·沃斯更有趣的人物。
我想读者会问,如果嘉德真的那么有趣,为何帕特里克·怀特还要拿沃斯来打扰我们?读者这样问,也是情理之中。究竟为何呢?
为何?
为什么是沃斯而不是嘉德?
德国探险家是一个局外人,他是神秘的象征,他也不能为支持他的悉尼人所了解,除劳拉外,没有任何人了解他。而嘉德,虽然他现在对当地的各种生存技能都很在行,却是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囚犯。我不能想象怀特会考虑将他塑造为中心人物,因为他不是怀特会选择的那种人物类型。为什么不选嘉德?因为怀特不会觉得嘉德和他本人之间有任何联系。他不能为怀特自身的旅程代言,也不能为他在这个世界赢得荣誉所历经的磨难代言。怀特的母亲很早前就断定他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后来他果真成了一名作家。他对母亲时常有怨言,但他将她在《风暴眼》中塑造成了伊丽莎白·亨特。你也许会说,那这和《沃斯》有何联系呢?我的回答是,对于怀特而言,写作一部小说,就是将事件通过他的想象进行加工,按照他的想象标准重塑这些事件。怀特很早便开始创作了,却用了很多年时间来学习写作,即使在他参加二战的岁月里,他也不能很好地同别人打成一片。在他的小说里,总是有对不符合他的标准的人所进行的讽刺性的评论。这些人在被塑造成小说人物时,总是遭到很野蛮的对待,不过比起那些他所认同的人物,被他那让人毛骨悚然、鞭辟入里的目光所审视来,这些人还算幸运的。约翰·乌尔里希·沃斯是怀特从心灵深处创造的人物,劳拉的地位也很关键:没有她,沃斯便不存在。沃斯很让人费解,但通过劳拉与其之间建立的联系,让他变得让读者可以忍受,让我们对他有足够的耐心,不会很急于去评判他,愿意等待着去见证他接下来要怎么行动或思考。
行动或思考。和我们国家许多更优秀的探险家不同,沃斯并没有写下值得引用的探险日志。关于一个探险者在这方面应尽的责任,怀特让弗兰克·勒·梅热勒来承担了。弗兰克·勒·梅热勒的记录让我们对探险队的精神世界有所了解。我们总是觉得他们应该有点什么探险精神,可你确定他们一定有什么探险精神吗?一群人,带着牲口,在冷酷无情的环境里行走数周,身后那些支持者们永远无法解答的各种疑问团团地包围着他们。在小说后面,当他们已日渐虚弱后,还总是有土著人尾随身旁。在以领袖为中心的集团主义队伍里,分歧很容易滋生,共识却很难形成,不过这里面也多少有些共识。当他们越来越远离悉尼形成的社会契约时,他们逐渐具有了一些理智和常识。他们是探索者,承担着探索和评估这个新国家、向身后的支持者报告这些情况的任务。然而,他们的带队者对这些责任却不甚在意,因而让其他更有责任心的队员感觉很危险。当领袖沃斯并不去履行这些职责时,队伍里便更加人心惶惶。如非为了这些责任,他们到那里去干什么?他们远离家园是为了什么?出生入死又是为了什么?
因而,勒·梅热勒的心理活动就很重要。我们对此稍加关注。而且,勒·梅热勒的心理活动的确在小说里存在,《沃斯》的读者都能感受到,从开篇到结尾,勒·梅热勒的心理活动一直伴随着这一场旅行,不容忽视。但让我们再花点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探险队伍在他们那不可捉摸又让人生畏的队长带领下是如何运作的。在探险队伍刚开始踏上行程时,队长沃斯觉察到了嘉德和帕尔菲曼之间形成的默契,这让他审视自己:

那么,难道我很愚蠢不懂这样吗?德国人自问道。任何依靠别人的人都是弱者。在对帕尔菲曼的鄙夷中,他走进里面去了。

“任何依靠别人的人都是弱者。”脑子里存着这样想法的人是不能领导好团队的。沃斯并不是天生的领导者,他不过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强迫症患者。是谁选了他做队长?为什么要选他?在此之前没有考验过他吗?完全没有……
以上的引文出自企鹅现代经典1963年版的第138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212页:

即使在其它更少暴露身体的场合,沃斯也会感觉很不自在。他憎恶疾病,也憎恶强壮的身体,他甚至还暗自憎恶嘉德在照料他时对他流露出的那种怜悯之情。他觉得,自己的体力不会因为身体的衰弱而变差……

几行之后:

但是,当(嘉德)那家伙离开后,他怀疑他的魔力还继续控制着他的身体,虽然那只是人所能施行的魔力。因为,怜悯是妇人的德行,是有些带感官刺激的恩惠之心,过分人情味儿,会让人的意志变得软弱。

因此,《沃斯》的驱动力是意志。他想在这片土地上践行意志,而意志却是所有从欧洲引进的概念中最不适宜这片土地、也最不必要的一个。意志!我之前问过为何怀特更愿意选择沃斯而非嘉德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这个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之一,是沃斯的德国人背景与核心概念意志之间存在联系。坚持意志既很重要,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弗兰克·勒·梅热勒所做的记载中最重要的观念。以下是他日志中的一些段落:

人成了王。人们为他披上蓝天做的袍子,他的王冠炙热发烫。他策马在自己灰尘弥漫的王国里驰骋,此时,他的王国里正值茉莉、百合盛开的时节,还有望是一个丰水年。人们把他的传奇故事刻画在岩石上,但是当他走近的时候,他们又敬畏无比,早已四散逃窜了。对此,他也习以为常了,接受他们与他保持的距离感,继续在清晨将太阳举上天空,夜晚则让月亮成为他的奴隶。狂热让人变成了上帝。

一会儿后:

而我不是上帝,只是一个人。我是手握长矛的上帝。

然而:

他们捕猎袋鼠,可当他们用刀子割断它骄傲的生命、啃啮了它的骨头后,他们会用赭石在墙上描下它的模样,崇拜它。它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说,它的灵魂从躯壳里出来了,飘走了,弥散在四处。

哦,上帝啊,我的上帝,我恳请您将我的灵魂从我的躯壳里带走,在让它消散之前能够弥散在各个角落,弥散在岩石上、干涸的水潭、所有人真心的热爱里,最后,让我融入您。

读到这里,沃斯称其为精神错乱的疯癫!我们对此深表赞同,不过疯癫的不止梅热勒一个,沃斯自己也很疯癫。读罢梅热勒的日志,沃斯躺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舒适的姿势,他告诉自己他累了,不过这只是身体上的疲惫而已。怀特继续讲到:

他坚持了自己的意志,意志是高贵的工具。

高贵的?似乎我们也得把怀特本人算进这些漫游在沙漠里的疯癫男人之列。所谓的沙漠,也不过是他们自以为的罢了,事实上,那里并不是荒无人烟。“沙漠”这个词是对那里的非难。多年前,我和妻子去南澳大利亚右上端的因纳明卡,途中我们路过沙丘地带,放眼望去,四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丘,然而,纵横在沙丘间的条条小径却清晰可辨。我们停下车来去观看,那时还在上午,阳光被薄薄的云雾遮住,尚还不能朗照。我们看见,沙丘上,从我们脚下延伸到远处的地平线边缘,满满地全覆盖着金色的银叶雏菊。那是我一生里见过最美的景象。像那样的地方,应该被称作沙漠吗?人们如若硬要如此说,那么从此这样的地方就只能是三棱石平原了。从那日起,我便开始意识到在我们国家分布着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们需要的养分和产出的生命均不相同。如果你有足够强大、崇高的胸襟,能够去回应这样的地方所特有的严酷与美丽,你会理解,这样条件严酷的地方虽然给予的很少,但它索取的也很少。这里绝不会让你产生主宰者这样的想法。那天早上,当我站立在那些花丛之上,若产生诸如上帝这样的想法,那将是非常傻气的。“上帝”便是将一个地方的一切搜集在起来,进行高度压缩后,放置在某处,然后迫使我们心生崇敬和敬重。我们不再需要上帝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个概念欲强化和表达的一切原来就在我们身旁,永恒地存在在各个角落里。黑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一定奇怪为什么白人要修建教堂还要特殊穿戴后到里面去做崇拜。赤裸着身体,我们一样能够接收和感受到周围的信息,而穿上衣服,我们也并不能因此而感受到更多。白人需要感到自己优越于人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黑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们自己的精神观念相冲突。探险队伍与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几千年的人们接触时,这点尤为突出。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讲,在读《沃斯》这部小说时,我多次关起书来,无法继续读下去:我真的希望它不是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来写作的。
当我意识到,以其惯有的深邃洞察力,怀特在这部小说里写下的也是他自己的思考时,该小说愈发让我感到不安了。之前我曾说过《沃斯》是怀特从其心灵深处创作的小说。他掏出自己最骄傲、最鲁钝、最艰涩的思想,把这些思想套在这位探险家身上,然后把他送到“沙漠”里去演绎这些思想。当我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该小说时,认为其仍然算得上一部感人之作。可是我得提醒读者,我曾读过一些我们国家那些更加优秀的探险家——诸如米切尔、斯图亚特、贾尔斯等——的日志,然后我的愤怒之情又回来了。想到怀特将沃斯塑造为这些卓越探险家的代表,我真是怒不可遏。居然让他做探险队的领袖,他甚至在我之前列举的那些探险家训练有素的队伍里做一名队员都够不上格。像沃斯这样的人,作者能把他怎样?把他送到丛林里,然后让他死去?
如果读者没有被我以上突然爆发的情感所左右,也许可以看到,沃斯是白人优越态度的代言人,而这种白人的优越态度正是我所批判的。换言之,我们可以从沃斯身上看到欧洲基督徒所具有的那些毛病,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将这些毛病净化掉。如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他,我们会看到,他所承受的苦难与他的死亡是之后的白人文明去除掉一些态度和看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态度和看法犹如挡在他们眼前的面纱,使他们不能够正确地去看待这里的土地,不能够理解何以早先的居民们要将自己视为土地的照料者而不将自己幻想成上帝、基督或大写的人(虽然小写的人已经能够说明这种物种了)。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正是顺应了当地的土地及其运行规律。看看下面这个词语:

人(man)

当这样以小写形式呈现的时候,他看起来还算友善吧。也许这就是嘉德所代表的人的概念,而非那个德国人诠释的人的概念。早期的白人移民试图从黑人中寻找出他们的首领来,如果他们找到基本符合这样观念的黑人后,他们会为他献上一个镌刻着“比利王“(King Billy) 等字样的银牌子。欧洲人执迷于权力和管理,希望把这种理念传递到那里去。权力,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要素,然而黑人对权力的分配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妙得多。如我之前所言,“上帝”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中央集权。英语单词“God”让人更少联想到精神上的庄严,倒是更容易让人产生畏惧。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谈论一部关于长途探险跋涉的小说一定要去谈论“上帝”,但是伟大的欧洲人就是这样,在思考他们所到的殖民地时,就是不能够不把上帝牵扯进来。上帝是那样地玄妙不可知,因而在欧洲人的大脑里,他便被等同于这不可知的、尚未开发的新国家,因为,他们之前所笃信的一切是移植来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在面对这里的一切时,他们感到无能无力。
因而,当我试图把《沃斯》里面所讲述的一切拼贴在一起时,我感到甚为不安。让我回到我对该小说最初的感受来——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历史小说?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历史小说视为那种可以同历史学家对相同事件或相同历史时期的记叙相对照或比较的文学作品。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历史与想象的结合物。如我之前所言,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眼光去阅读小说的前三分之一,而且作者在这一部分的写作堪称精妙绝伦!在这一部分,沃斯身处在那些支持者之中,不得不一边准备出行前的行装一边还得应付那些支持者各种各样的提问和攀谈。在一定程度上,他还受制于劳拉那若有所思的眼神,他还将在精神上一路携带着她前行。虽然新南威尔士的文明还算不得很开化,但沃斯同这种文明一点也没有格格不入,他完全能够融入其中。这种文明很渴望知道在它以外的地方究竟什么样子,而沃斯也很渴望到那里去看看,因为那里可以让他感到无拘无束。小说的最后五十页写得也很出色,在这里我们看到悉尼社会较之以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此时像拉德洛这样的英国人也开始对它产生了研究兴趣。拉德洛很怀疑需要多久一个原始的地方才能够演化成一个“真正的”城市。如劳拉告诉他的那样,他所寻找的那种发展每一天都在发生。生活在其中的人不可能为将来才会到来的状态舍弃他们现在的生活,相反,他们必须接受自己有生之年所要面对的一切。开拓者不只是那些塑像所象征的,他们和当今的人一样曾经有血有肉。我觉得,劳拉似乎意识到,有得必有失这个道理,对于她所处时代的优势和弊端,她都能接受。在这一点上,她和她的创造者(作者,译者按)都值得我们赞扬。在这一点上,怀特的艺术比他在几十年里任何其它时候所说过的话都更具说服力。在其它时候,他一直对自己所处周围的文化表达出刻骨铭心的鄙夷。在小说尾声,劳拉对她所处社会的失望之情并没有损害她的形象或她的人格。我们周围的环境并不总是比我们自己要优秀很多。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去改变他们所处的时代。一个历史时期无非是所处其中的人们所过的生活的总和。也就是说,你我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我觉得,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历史小说”这个术语不适合这部小说,因为怀特在该小说中强调任何历史时期都正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写就的。这将意味着,如果标准是恒定的——而标准是不可能恒定的,也不应该是恒定的——那么所有的历史时期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评价。在这一点上,怀特是保守的。既然《沃斯》已经被写了出来,那么劳拉将同沃斯的雕像一起名流千古。上帝永远保佑她!
那么问题就不在前三分之一和最后五十页了?是的,问题出在中间部分,这一部分是关于探险队从事(如果你的看法与我的相同,没有从事)探险活动的。进入内陆后,沃斯一点也没有观察那里的情形,乡村的一切他都没有看在眼里。那里的鸟儿、树木、土壤等,他都一无所知。他也并不会运用地理学知识来分析这里的土地。这里的水从何而来?储存在哪里?应该怎样去描绘他们所到之处的四季变换?为何黑人对那里的土地了如指掌而白人却一无所知?是什么导致了两种文明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反差?理查德·梅亚莱据此执导的歌剧《沃斯》(大卫·马洛夫改编的剧本)让人印象深刻,我还记得沃斯所唱过的一句台词:“我不能接受这些规则。”在小说里和歌剧里,沃斯都想要创立自己的规则,我想怀特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我对诸如贾尔斯、斯图亚特、米切尔等其他著名探险家的日志也并不完全赞同(请参阅“过门6:作为他者的澳大利亚”),但是,无论是出于自觉或迫不得已,他们毕竟都意识到旅行中规则的制定者是他们进入其中的土地。意味深长的是,小说中沃斯一行唯一一次与他们周围的环境相处比较愉快的时刻却发生在桑德森先生的莱茵塔农场,而这一农场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怀特家族的农场为原型的。
在澳大利亚,规则的制定者永远是土地,澳大利亚人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在我写作的这当儿,我们国家因过去过分取走河流里的水用于灌溉导致这些河流干涸从而无力维持生态平衡,现在正不得不接受气候变化和河流系统退化的后果。或许用半个世纪后所经历的事情去批判一部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不甚公正,但我们正是这样来评价作品和文艺运动的:他们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我尽力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后,接下来,我想要审视一下怀特在《沃斯》中是如何表现原住民的。最直观的一点是只有在通过沃斯一行的眼睛我们才能看得到他们。除此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又在哪里做了什么,我们都无法看到。让我换个说法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不到那里的土地,你当然也看不到那里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所有一切是同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沃斯》写就的时代,作者尚很难形成这样的观点。原住民只有通过与探险者们为敌的方式来得到呈现。此时,也许通情达理的您或许会提醒我,难道不是所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吗?是的,那是一种规则性的视角,一种聚焦于中心点的视角,一切都是从那样的聚焦点得以被看见的。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视角,因为我本人也是在这样的原则下进行写作的作家,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我去指出这是《沃斯》这部小说的一个局限,这是该小说创作时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它原本应该是能够呈现两种文明的,因为那时描写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发生的事情便是这样做的,然而它却没有。在这部小说里,仅有一种文明存在,黑人们处在边缘,那是1845年的悉尼人眼中的世界。而作者仅仅去再现了他们的历史认知,因而,我认为这是一种局限。
不过,当黑人们在小说里出现时,怀特总是将他们描述为善良的。他那富有教养的(我没有在开玩笑)的看法旨在要客观地描写不同于他自己的人们,这是颇为可敬的。他让我们感觉到,这些人之所以这样或那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我要指出,这种客观仍然是有局限的。
沃斯一行有两位黑人帮手,一个叫杜佳德,另一个叫杰基。不久后,他们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在陌生的地方,他们也不再享有各种权利。虽然怀特并无意于谴责他们,然而,他们的价值不禁遭到我们的怀疑,他们还各自都给予了探险队队长重重的打击。杜佳德要求回到他所来的地方去,沃斯同意让他回去,还交给他一封信,让他把信带到吉尔德拉,交给他的精神伴侣劳拉。劳拉从来没有读到这封信,因为杜佳德先是试图丢弃信,后来索性将信撕得粉碎。这就是问题所在。将信撕得粉碎是白人才会干的事情,黑人从来不会这样做。我很好奇为什么怀特不让杜佳德将这封信丢弃或者压根就不去理会它。将信撕得粉碎是白人的叙事所需要而黑人绝对不会做出来的事情。
你也许会觉得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然而沃斯的死则不是小事一桩。在别人的催促下,而且这些人还不是他的族人,杰基割开了沃斯的喉咙,然后劈下了他的头颅。砍下沃斯的头颅扔到那些他俯首听命的人脚下。沃斯之死因而更像是一个麦克白式的仪式而非原住民的习俗。这个德国人被如此肢解的情节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认为,这样的情节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沃斯的创造者心里有一个歇斯底里的愿望希望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他会希望这样?我也不知道。在我们结束本文前,让我们再来看看别的话题。
在小说尾声处的章节里,比起开篇来,悉尼仿佛是一个更加成熟的社会了。虽然故事里的事件很是让人伤感,然而关于悉尼的描写要求读者去接受这些事件。或许,这是作者写作的一个目的,那便是让我们与所发生的一切和解。你还记得贝尔吗?她举办了一个聚会,那聚会举办在揭开沃斯雕像身上的面纱那晚。她和劳拉依然很亲密,可是重修旧好可不是贝尔的性格会做出的事情。那些只听说过劳拉名气的人,当然这种名气也无非就是一些道听途说,觉得自己被劳拉轻视了。因而他们便报复她,称其养女梅西一定是她的私生女。这样的谣言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劳拉从来不向人解释梅西的来历,而知道她来历的人却少之又少。
值得一提的是,梅西的生母(即女仆罗斯)在小说里出现,除了她生了梅西然后将其交给罗拉照顾这一点外,仿佛毫无意义。梅西是沃斯和劳拉没能生育的孩子,而罗斯将梅西带到这个世界后便完成了自己在小说里的使命而被作者打发掉了。感染上小说家之病,真是她的不幸,这可是不治之症。在怀特笔下,罗斯的确也曾有过让我们感动的一刻,那是在她给孩子起名的时候。贝尔和劳拉都为罗斯所起的这个名字感到有些意外,劳拉甚至建议罗斯给婴儿另起一个像玛丽这样的名字,罗斯却不为所动,坚持用这个名字,因为她直觉到这个名字将在孩子的人生中具有宽恕之意,虽然她并不能活动能够亲自经历宽恕的那一刻。
因而,在贝尔所举办的聚会上,劳拉虽然并不跳舞,却和梅西一起待到了聚会的最后。小说最后几页展示了帕特里克·怀特大师的写作技艺,他首先写到夜晚的聚会,然后回到那天早些时候雕塑的揭幕仪式,在那仪式上劳拉遇到了一头雾水又十分健忘的嘉德,然后又回到夜晚的聚会,离群索居、沉默寡言的劳拉是整个聚会的中心。可见,怀特对澳大利亚文化深为谙熟——男人行动,女人理解。在场的有桑德森先生、赫布登上校、来访的英国人拉德洛,然而怀特以其生花妙笔却偏要从劳拉的思绪、劳拉的言语和人们对劳拉的反应中寻找叙述的力量。小说结尾因而达到了一种精妙的平衡,这样的结尾方式让我们意识到,那些为沃斯所烦恼并驱使他走向荒野去试图寻找答案的问题,在淑女的生活限制内,在那种受到家庭束缚、不得不照看女儿的生活模式内,劳拉依然找到了答案,而且,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去追寻答案。
除此之外,小说中另外一个时刻我认为还值得一提,那是发生在探险者们还在莱茵塔时的事情。沃斯走进嘉德居住的平板小屋,嘉德将要加入他的探险队。沃斯并没有找到嘉德,却遇到了他的妻子。

“你丈夫走了后,你该怎么办呢?”
“以前怎么样,以后还怎么样呗。”
她正在冲洗黄油。水的击打声很快打破了笼罩在她周围的沉默。黄油在她手里散开去又收拢到一起,搭建成了坚实的堡垒。
她说道,“我从此后一直都会在这里。”
“你就不想再经历一些不一样的生活吗?”
她不信任这位陌生人所说的话。她不信任受过教育的绅士。
她目光盯着肥腻腻的黄油,问道“我还想了解什么呢?”
“或许你想再去曾经喜欢去的地方走走?”
她边“啊”了一声,边抬起头来,眼神中的阴影散去了,露出狡黠的光,仿佛回忆起了哪个啤酒馆的角落,但就在一瞬间,她下沉的眼皮又换成了那副嗤之以鼻的神情。“不”,她阴郁地说道,“我什么别的地方都不喜欢去,总是会回到这里来的,这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

嘉德太太的话有盖棺定论的效果,既是对小说中所有其它内容的平衡,也是对它们的评论。探险尚未正式开始,其价值却已经遭到贬低。嘉德太太的言论算不得明智,因为她绝不是什么明智的人:她无非就是她自己,而探险不管对他丈夫来说是如何热衷的事情——因为他总是喜欢拿着副望远镜在那里观察星星——却并不适合于她,因为她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在一部长篇巨制的小说里,她仅仅占了三页篇幅,当她丈夫出场后,她便走进屋里去了,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这是怀特对自己所反映主题信心十足的表现,因而他允许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却能对其熟视无睹,继续前行。


译文 (点击标题或封面即可阅读中文)TRANSLATIONS - OZ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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