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摩根的《我的位置》——土著人的寻根之旅 Sally Morgan’s My Place
Sally Morgan’s My Place
An Indian discovers she’s aboriginal; the struggle to find a way back
萨利·摩根的《我的位置》
——土著人的寻根之旅
萨利·摩根的《我的位置》
——土著人的寻根之旅
在读者尚未准备好去接受一部作品的时候,这部作品的生命就无法开始。《我的位置》是一部幸运之作。当它在1987年出版时,许多澳大利亚人开始对土著文明感兴趣,因而热忱地欢迎了它。虽然有些人仅仅出于好奇心而已,但是《我的位置》受到了赞扬。让我们来看看萨利·摩根的题献:
献给我的家人
如果任由事情维持原状,我们将会一无所有。虽然那样我们依然还将存活,但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族群。我们将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我认为,对理解萨利·摩根的作品,“维持原状”、“完整的族群”、“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等词语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一无所有”及其反义词“变得丰富”,也具有类似的意义。《我的位置》反映了自白人入侵以来土著人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以及他们重新走向团结的历程,我相信,在它刚刚问世时,一定让初读这部小说的读者感觉耳目一新。
土著人和闯入他们宁静生活的入侵者一定从最开始就对彼此感到很好奇,感觉到对方与自己如此不同。当他们对彼此了解得越多,共同生活得越久,越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差异。他们不知道怎样向对方屈服,也不想向对方屈服。欧洲人自视甚高,不幸的是,土著人也觉得欧洲人赢了。欧洲人不仅抢占了土地,还征服了那些被他们击败了的土著人的头脑,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我将尽力向读者揭示,小说中,萨利•摩根的家庭并不承认自己的土著身份,这一家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土著人。因而,这部小说讲述了她们努力寻求自己身份和归属的历程。故事里,外婆(黛西)和妈妈(葛莱蒂丝)最初对寻找身份和归属非常排斥,但最后在萨利•摩根决心的影响下开始觉醒。她们寻找到自己与佩斯北部的土著人之间的家族渊源。故事最后,她们到了那里,寻找到了所需要的归属。
那这部小说为什么要以“我的位置”为题?而不是“我的亲人们”?我觉得这建立在人和土地的紧密联系上。人属于土地,同时土地也属于人,两者无法分割。换言之,土地和人相互归属,融为一体。每个人都必定属于什么地方,而土著人就属于那里,所以,如果他们要无憾地死去,就必须要回到那里去。
这是怎样的向土地致意的方式!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黑人就持着这样的观念。渐渐地,很多(虽然还不是全部)白人也开始持想通的观念。土著人对土地的热爱,尤其是他们关于土地的生命长存而人的生命倏忽即逝的认识,也许是他们给予这个世界最大的馈赠。奇异的是,也正是白人意识到自己要是足够谦逊也能够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之后,白人和土著人才获得了和解的最佳契机。
让我们回到题献中的“我们的地方”。这其中所包含的自豪感,在小说前半部分,当摩根的家人还在拒绝自己的身份时,并不存在。外婆的哥哥亚瑟•克伦那决定,在回到归属地死去之前,要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直到此时,事情才有了转机。当亚瑟的故事被记录了下来,读给了妈妈葛莱蒂丝听了之后,妈妈改变了心意,决定也要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最后,外婆黛西也稍微动摇了一点。在最后一次去医院时,虽然她仍然隐瞒了一些事情,但她向孩子们透露了一些她之前的经历。这些经历足以让孙辈们感到欣慰,加深了他们同她和她的经历之间的联系。直到此时,孩子们才意识到,他们之前被告知为印度血统所致的有色皮肤原来属于土著血统,他们得知了自己与佩斯以及那里的人们之间的家族渊源,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克服了对自己身为土著人的羞耻和自卑之情。
这种羞耻之情是白人强加在土著人身上的,是白人最强大的统治手段之一。我们不禁要怀疑白人自己是否相信这些胡话。我猜想,答案既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政治和宗教官员也许会觉得是真的,因为他们距离土著人那么遥远,并不曾去验证过这些观念的真实性。那些和土著人居住得相对近一些的人,对此的态度则可能颇为含糊,尤其是那些男人。西澳大利亚的德雷克—布罗克曼一家贯穿在萨利•摩根的故事里,豪登•德雷克—布罗克曼是葛莱蒂丝(萨利的妈妈)的父亲。虽然他在去世前只抱过孩子一次,但小说里对豪登基本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仿佛把被他和他的家庭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白人所剥削和掠夺的黑人也当做人来看。正是因为他内心里的什么地方也许存在一点这种认识,让黑人原谅了他。
书中的黑人们很宽宏大量,当然在小说之外,黑人也很宽宏大量。几乎贯穿在《我的位置》中每一页的是对政府深深的不信任。这让受过教育的白人读者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府是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愿望而选举出来的。选举!在我们看来政府对我们负责,他们会高度关注我们的愿望。政府是人民的仆人!
这种有关民主的修辞手段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相信。我们读到小说里的妈妈(葛莱蒂丝)和外婆(黛西)害怕政府,她们不敢自然、大方地与政府官员交谈,总是闪烁其词地撒谎,对任何具有权力的人都不敢透露一点点真实的信息。这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葛莱蒂丝和黛西凭借她们的经验知道,任何权力都必将用来欺负黑人。
因而,当葛莱蒂丝的白人丈夫去世后,他们所生的五个孩子在学校里因为肤色较深被其他孩子指指点点时,他们被告知自己深色的皮肤是印度血统所致。这样,他们就能免于被怀疑为土著人。比尔——葛莱蒂丝的白人丈夫,也是她五个孩子的父亲——去世后,葛莱蒂丝和黛西担心政府或教会的官员会以白人的管理更加优越为理由将孩子们夺走。这种担忧并非多虑,甚至说是完全必要。因而,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这一家人被视为贫穷的白人,住在条件很差的住房里,只要不被打扰就能够自得其乐。他们微薄的收入都被父亲花在了烈酒上,努力地获取微小的成就感,奋力挣扎着,在苦中作乐地生存下去。他们生活在白人社会的边缘,不为那些更加富足的白人所知晓。
萨利的父亲比尔是一个可悲的人物,关于他的事情小说里讲的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在二战中被毁掉了,曾在德国人的监狱里当过战俘,遭受了虐待,脑子里总是装满了各种恶魔的幻影。他因自己而感到恐惧,也为自己在失控的时候对家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在父亲疯癫发作的夜晚,孩子们纷纷跳过房后的篱笆躲到邻居家去。关于这些夜晚逃跑经历的描述,让人读起来痛彻心扉。没有小孩能忍受这样的夜晚,但萨利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却忍受了。他们的妈妈葛莱蒂丝不忍心离开自己被毁掉了的丈夫,因为她一旦离开,他就真的全完了。
毁灭,既是脆弱堆积的结果,也可以是振作人心的转折点。摆脱失败同获得成功一样艰难。尽管在讲述父亲的故事时萨利•摩根的语气中包含着一些不容置疑的柔情,但是当他终于去世后,她也承认自己的确松了口气。至少,父亲的去世,让这个家庭有了希望。妈妈葛莱蒂丝卖力地工作,为了赚钱养活他们,她同时兼职了三四份零工,孩子们也终于能够吃饱穿暖。他们有了希望,如果在学校里被别的孩子问及他们黑色的皮肤,他们会回答说自己是印度人。寻找“他们的位置”,还要很遥远才会出现。
在继续讨论这一家人寻找归属地的旅程之前,我想先来说一下这部小说的散文风格。在阅读了本系列文章后,读者也许已经意识到了其中包含的一些观点。其中,最强烈的一点便是:优秀的写作需要具备优秀的散文风格。每个作家必须寻找到一个声音,能够让我们看到作者已经寻找到那个声音的证据,便是作者形成了独特的散文风格。在之前讨论弗雷德里克•曼宁、哈尔•波特等作家的文章里,我曾大量引用原文作者的语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觉得无论评论家如何地中肯而富有洞察力,都不会比一名优秀作家的文字更具说服力。我本人也是一名作家,觉得应该在别的作家面前谦卑。在我努力完成作品,使之达到自以为满意的样子而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并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的写作。因而,我觉得应该给予其他作家同样的尊重。也就是说,让他们为自己的作品说话。而且,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包括那些他或直接传达、或隐晦暗示、或隐含在字里行间、或迂回曲折、或单刀直入的表达方式,以及一个作家的措辞风格等,都是他人从外部进行评论所难以复制的。大多数时候,应该让作家自我言说,因为一个作家的散文风格是很难被别人所代替的。
就我所讨论的这种标准来看,萨利•摩根压根算不上一名优秀的作家。你可能翻完半本书也找不到一处值得引用的地方。但是小说刚进行过一半,就在萨利•摩根引入外婆的哥哥亚瑟•克伦那这个人物时,突然有了变化。(稍后我们还会再来讨论一下这个名字。)亚瑟在对萨利讲述时,说话的语气应该听起来简单又明了,萨利忠实地再现了他语气里的威严和忧伤。当亚瑟开始讲述时,小说成为了语言的记录,但是它的层次却提升了。这听起来好像是对萨利•摩根的贬抑,如果你执意要这样来理解,我也不反对,但如我会努力清楚地说明的那样,我并无意消极地评价萨利•摩根的作品。
散文风格,不仅包括了一名作家的措辞和句式风格,还包含了作家将思想呈现为文字的独特个性。散文风格意味着作者在向社会群体表达思想时形成了一些为其所熟悉和接受的表达套路。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散文风格意味着作者(讲述者)同其所面向的受众及其悠久的传统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调和。
而这种套路与调和却是《我的位置》的叙述者所无法提供的,因为,她与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之间,根本无法调和。她所寻找的,尚未被人发现过,其根源与意义均与白人社会截然不同。一些东西让她感觉到自己是黑人,姐姐吉尔也确信这点,但是母亲和外婆却对此矢口否认。因而,萨利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既不确定又充满争议。她讲话的方式、叙述的声音、行文的风格等,都尚未稳定成型。她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如我们此前讨论过的,这种位置既包含了她的艺术身份,也包含了她的族群在这个国家的空间中所处的位置。
因而,我们要以《我的位置》所呈现的方式来接受它。只因为它被写了出来,具有足够的可读性,能够吸引我们跟随她探寻的脚步,就应该感到高兴。也许我们是时候来引用其中的一段了:
我成功地(以土著身份)申请到了奖学金,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成了家里人的笑柄。我们对新找到的家族历史感到害羞又别扭,大家都不知道要怎样利用自己的土著身份,也不知道这个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家里人也都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是否正确。还是我最先行动了起来。我想更加积极地做点什么。我想说:“我的祖母是土著人,我的血脉里也流淌着一部分的土著血。”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外婆又是家里唯一对我的行为不感兴趣的人,这让我那微弱的土著身份变得更加模糊。
先后读了亚瑟的故事、妈妈的故事、外婆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微弱的土著身份”是大多数土著人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同他们的土地一起都被侵略了。亚瑟告诉我们他母亲的名字叫安妮•帕德瓦尼(Annie Padewani),克伦那洼地的牧场主豪登•德雷克—布罗克曼是他的父亲。亚瑟的土著父亲是部落首领,是一个布里亚(boolyah)。(据萨利•摩根对该词语的解释,布里亚指“有很高学识且具有特殊感知力和战斗技能的人。”)豪登•德雷克—布罗克曼与他共享两个妻子,因此,亚瑟是个混血儿,因此,亚瑟也不能参加土著人的成人仪式,无法“学习律法”。以这样让人痛心疾首又愚蠢至极的方式,白人和黑人在亚瑟身上碰撞和结合在一起。混血儿属于哪里?谁来照料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脑子里应该装进去怎样一些观念来支撑自己的人生?
混血儿的地位往往更加低下,他们遭到两边的排斥。因为没有参加过成人仪式,亚瑟不知道土著人的律法,他也不知道白人的律法,白人的律法也不会赋予他任何权利。他的命运都掌握在所遇到的警察手里,警察的一念之差就足以决定他的生死。如上所述,混血儿一般被认为是低贱的,无论在白人还是黑人眼里,他们甚至都算不上半个人,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比半个人还要更加糟糕。他们不能或不能完全参与土著人的生活,同时,又无法接触到白种人的文化。他们是个难题。白种人想到的办法便是将这些混血孩子抓起来,将他们带离开黑人父母,按照对待白人穷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低等白人,而完全不知道不同的文明应该平等共处这个道理。事实上,并不会有人因此而将黑人当作文明人来对待。因此,这种经常由教会和他们的追捧者对黑人施行的教化行为,本质上是排斥和清除黑人的活动。再来看看亚瑟所讲述的一段:
哎,我但愿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那里是我的家园。有时候,我但愿自己生得跟扑克牌上的黑桃爱司一样黑,那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带走了。他们只带走混血儿。阿尔伯特、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凯蒂被带走了。凯蒂被带到了帕克维尔,在她被带走的时候,怀里抱着个大洋娃娃,而阿尔伯特有我作伴。还有一些人也被带走了。那时候我十一二岁的样子。
他们对我们的爸妈说很快会把我们送回去,我们不会离开很久。人们还冲我们嚷着:“帮我带件衬衣回来,帮我带这个,帮我带那个。”他们不知道再也见不到我们了。我以为他们会让我们接受教育,以后好管理牧场,结果我错了。
当他们来带走我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母亲,我想哼唱咒语,诅咒他们立刻死去,但是那时候的我太年幼了,不知道怎样哼唱才行。我哭啊,哭啊,呼唤着母亲,我哭叫着:“我不想去,我不想去!”我最喜爱母亲,我深深地爱着她,我对她说:“我想和你待在这里,我想和你待在这里!”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那些没有被带走的黑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记得看到过一些土著人,他们的脖子和双手都被链子拴着,跟在警察身后。我经常在车站看到这样的土著人路过。我曾想过,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会被这样对待。看着那样的他们,我总会想哭。有时候,我们还听说过白人把黑人当作猎物,以射杀黑人来取乐,把我们如动物般地对待。我们都很害怕,害怕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哎,那时候,黑人的日子可真是艰难啊。
我们之前讲过,亚瑟的家族姓氏是克伦那,取自于德雷克—布罗克曼的牧场克伦那洼地,而这一牧场名则又取自于西班牙西北部的一座城市和地区的名字,那里因为拿破仑战争时期英法之间的一场战役而闻名。将这样一个名字同这样一个生活在西澳大利亚皮尔布拉地区的人联系在一起,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但是看一下地图,你会发现现代的澳大利亚地图上杂乱地充斥着各种土著地名、外来地名(如悉尼、墨尔本等),还有很多即兴而发的原创地名。“晚安”(墨累河的一个拐弯处)、“十七七十”(在昆士兰海边,据说是当年库克船长在船上看到的一个地方)以及散布在我们国家各个地方数以千计的岩间小溪和沼泽溪流的名称便属于最后一种。我们中的欧洲人又不完全是欧洲人,我们中的原住民又曾经屡遭重创,节节败退。然而,原住民的认同最终延续了下来,尽管非常虚弱,但它存续了下来,偶尔甚至还存活得非常骄傲。一个杂糅的社会便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常常缺乏自信又常常过于骄傲,至今依然如此。亚瑟•克伦那就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他也是一个塑造很成功的人物,他的叙述居于《我的位置》的中心,让萨利•摩根获得了救赎。获悉了亚瑟的一些真实人生经历之后,萨利终于能够将妈妈和外婆从她们坚持了一生的自我否定中拽出来。
亚瑟是一个不会被轻易击败的人。我们容易忽视他身上继承的德雷克—布罗克曼遗产。和许许多多的白人一样,他也是一名战斗者,是一名艰苦求生的小人物。社会公共行为比普通个人行为更加糟糕,变化莫测又让人战战兢兢。《我的位置》同样反映了这一主题。亚瑟•克伦那的人生正是这一主题的体现。他不仅只被白人虐待过,也曾得到过善待:
……有一个来自维多利亚州的名叫悉德•斯托克的大牧场主。我用马车拉他到他在楠加林(Nungarin)的兄弟们那里去。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篝火旁,天气凉爽,四周安静,他转身面向我,问道:“你愿意和我回维多利亚州去吗,马布尔?我在那里有牧场、马匹,还有马车。你可以到我的哪个牧场上去做事情。”我看了看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是我喜欢的那种人,然后,我回答他说:“不,我不想离开北部,去太远的地方,要是离开这里太远了,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这里是我的家。”
我或许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信任我。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没有什么牵挂,只是一个能干活的年轻人。他也许会让我来管理一个牧场。我之所以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是因为他每次到酒店的时候,都不会像别的白人那样让我在外面等着,或者打发我走开。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我都能一起去,他总是让我跟着他,平等地对待我。在那时候,像他这样对待黑人的白人很少见。我一直将这件事珍藏在心里。
亚瑟想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他自己也属于那里。萨利也属于那里。她被内心里的一股力量推动着,下意识地朝向这个目标。受到亚瑟故事的刺激,她决定和(白人)丈夫一起带着孩子们到北方去寻找一些新的线索。妈妈(葛莱蒂丝)觉得这是一个很蠢的想法,外婆(黛西)也这样认为。她说:“那简直就是白白浪费钱财,除了风,你什么都追不到。等你们到了那里,飓风会将你们困住。”但是萨利主意已定,妈妈也临时改变了主意。
妈妈满怀渴望地说,“我一直向往到北方去。”
“谁说要带你去了?你去了不过就是看看泥土。走两千多公里就去看看泥土有什么意思?”
“你不会是打算把我留下吧?!”
“我才不想拽着个不情不愿的妈妈到处跑,”我说,“不行,这可行不通,就我和保罗带着孩子们去就好了。”
“我也要去,就这么说定了!”
外婆突然插话说:“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是疯子!格莱德你跟一阵风似的,一会儿往这边吹,一会儿往那边倒。你完全没有主见!”
“外婆,也许妈妈这阵风会把飓风赶跑哦。”
他们出发了,采访了那里遇到的人们,还去了克伦那洼地,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在克伦那已经没有土著人了。那里看起来似乎有些悲伤。妈妈和我坐在一段旧围栏上,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我们在脑海里竭力想象昔日人们在这里劳作时的情形。柔和的青山四面环绕着牧场,看起来是那么神秘而充满魔力。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象到外婆、亚瑟、罗西、莉莉、阿尔伯特就像此刻的我们这样坐在一起,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如梦似幻地沉思着。
北方之行让葛莱蒂丝(妈妈)有所改变。她隐约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姐姐,当她去问外婆的时候,外婆很生气,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嚷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葛莱蒂丝开始很确信她自己的确曾经有一个姐姐。我肯定,这个时候的《我的位置》在心理上的那些笃定,只有很少一些白人有心理准备去接受。关于姐姐的回忆,仿若一股脱离和超越她自身的力量,牵引着葛莱蒂丝,让她决定也像亚瑟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真的开口讲了。
妈妈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但是我们会感觉到这让她的女儿——该书的作者萨利——因为了解到一些事实而感到欣慰。当葛莱蒂丝讲出了自己的故事时,他们的精神提升了,这部小说和它的写作也提升了。一本书就如一座博物馆,一旦开始展出便永远开放,供世世代代愿意去审视它的人去阐释、讨论和重新思考。任何人都可以翻开一本书,因此书籍和那些用遮遮掩掩的手段、依靠谎话去维持、只能透过门洞才可以窥视的事情刚好相反。虽然黑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数千年,白人却要去控制他们,将书中的黑人家庭活生生地拆散开。但在我看来,白人最大的罪行却是让黑人为自己感到羞耻。葛莱蒂丝(妈妈)对女儿萨利以及我们大家说:
现在想起来有些羞愧,我曾经希望成为白人。小时候,我甚至希望一个白人家庭会收养我。当然我希望那是一个富有的白人家庭。那时,我就开始被改变了……
……但我现在至少迈出了一步。我希望我的子孙们会为滋养了自己的精神背景而感到骄傲。如果我们为自己身为土著人而感到骄傲,其他澳大利亚人也会感觉到我们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种族……
我猜想,在几百年后,世上将不会再有黑皮肤的土著人存在。随着我们和其他种族的混合,我们的肤色将完全被淡化,我们会失去那些现在让我们与众不同的身体特征。但是不管我们变成什么样子,同我们其它独特的品质一起,我们与这块土地之间在精神上的联系,将被编织进后世的澳大利亚人中。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当然有自己的贡献。
让我掘开自己的灵魂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曾经想一直把这些埋藏起来,如今却将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我人生里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是迫不得已,这次也不例外,我不得不这样做。有时候,我会为自己所讲述的东西感到难为情,但是我很明白,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便无法收回,它们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
这样说话的葛莱蒂丝真的很勇敢,将所有这一切仅用一本书记录下来的萨利也真的很勇敢!
(龚静 译)
翻译者 Translator
Gong Jing holds a PhD in English literature. She works as a lecturer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Australi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he is also the Chinese translator of Beverley Farmer’s The Bone House.